大学何为？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大学何为”，是我？还是我们的大学？就我而言，大学实际上面对就是同一个主体，我，我指“我”，又指向我的类——大学生，同时又指向作为大学主体的另一个“我”——大学的体制或者大学教育的责任人和承担者。所以，今天我们探讨“大学而为”，意图也在于把我们看作主体，一起去寻找和探讨“大学”作为人生的一个过程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从几种大学的特征说起。
    物质的大学。它在于建立在一些经济型的学科（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的一个毕业班的“全军覆没”，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在经济和金融部门位于高官，后来因为经济犯罪或者腐败而“落水”后，其结果是一部分成为“阶下囚”，一部分携巨款逃离国外。能在岗位上凭靠自己的经济上的才能为经济发挥作用的该班学生所剩无已），以及“经济型”的办学信念和“经世致用”的物质化特征。这一切都是由于目前市场转型的“功用主义”、“技术型官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高官现象）在整个社会上的优势和决定地位而导致的一种结果，它在创造利益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并不能消失我们整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的滑坡（“婴儿”汤、大巴车上疯狂的轮奸案、政府官员的腐败、“远华”案、张君案）现在每个大学都在拼命地创设或者改名换姓成为新型的“新学科”（复旦大学历史系变为旅游管理学院），这种改革真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吗？可是为什么又有哪么多的学生恰恰相反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呢？诚如马克思告诫我们的物质只是一种方式，一种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但决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否则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校长就不会在新世纪，大力发展清华的文科、恢复清华大学曾经十分辉煌的文科传统，使朱自清一类的大学者再次涌现在“清华园”里；更重要的是，清华要超过北大，就必须发展文科。同时，这是人文精神的源泉。惟有精神世界的流动和永恒，才铸成物质信念的永恒和不衰。物质和知识、真理成为我们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知识的大学。大学的可能与意义在于培养“独立之人格，思想之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种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又近于中心的“边缘”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意味着批判。学界近些年也纷纷提倡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它的意义也正在于脱离主流的意识形态控制，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对人性和人格的践行。大学的功能似乎在现代社会式微。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也能充当统治意识形态的监守人和统治权利的帮凶。”但是，我同时也稍感不安的和特别需要言明的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以对强权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多种多样的生存手段的一种，并不具有特别尊贵的意义。”这样，知识分子在大学功能的实现上，首先是一种岗位意识形象的体现；其次，尽量走向民间。惟其如此，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型的大学”，注重的往往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但它们忽略了“人文的精神”（1994年由上海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是继“五四”思想启蒙传统断裂后的再一次人的精神的觉醒与对人自身的忏悔与内省。他又是“八九”思潮另一个余波）的探讨和重建。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知识”与“精神”对立的、紧张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关系。我们因为过份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特征和功用主义，而忽略了人除了“经世致用”之外，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在自我层面上与“精神世界”的对话。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精神也能构成知识的理性”原则，作为潜意识的精神表达，从而知识与“精神”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在这里，我要言说的我们“重知识、轻人文”的传统。对于文科学生而言，“人文”的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安身立命”根基、“待人接物”方式，也许很多的学生都明白这样的处理，可是当他们一旦走进真实的生活中，便失去了“思想的指导”（它不是马列的，更不是道德说教的，我习惯于将这个时代你为“没有导师的时代”）、与更高层次的精神对话（甚至是与上帝的对话）。这样，我们才懂得“知识是为人的”，人们对于“克隆”、高尖端“核武器”的也就不会产生生存上的恐惧了。十九世纪初，西方“存在主义”的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表述的就是这种人对于自身生存上的“恐惧”和“荒诞”性，于是就有了萨特《苍蝇》、卡夫卡《变形记》、契诃夫的《套中人》的小说。可是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知识”在哪里，熟悉或者能诵读、或者知道所谓的文学史常识就是知识吗？我们说可以算是。可是在现实的境遇中谁敢说“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就是知识呢？我们常常问自己的，这些有什么用，也就是说，又回到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而为”的设问上来了？的确，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讲台上不乏博学而有个人魅力的知识型老师，可是我们学生有时候会在心理产生一种与其抵抗的情绪，常常不能从心理深处产生对他们知识上的依赖和知识上的亲和感。作为“以学术志业”的大学老师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番我们境遇呢？
    在涉及“知识大学”到“精神大学”过渡之前，我还要提一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问题，用学界一个比较时髦的??厰??ｐ戀?!????\?\?\?\?\话语也即“岗位问题”。我们要明白“岗位意识”对于我们生存除了没有特别“显贵”的意义，也需要尽量把我们拉回到与学生平等的“民间”的立场上来。第一，懂得爱护和尊重学生，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因为职位和角色的不同而产生人格上的错位，因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在一个没有导师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呵护，需要向导。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既是一个成功的大学老师，也是一个让我们时常触摸到精神家园的一丝温暖的一个精神型导师，这样的导师我希望在每一个大学校园里都会出现。因为有了他们，就可能把一批年轻人团结起来，同一种所谓的体制作一种抗争，让学界响彻我们所想言说的声音。第二，把自己认为是“真”（真实、真话、真理）的东西告诉学生，这一点有时候很难，它有时候受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有时候受大学老师本人人格上的障碍和束缚。很明显，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首先自己树立的是一种正确的真理观，一种有着个人魅力的亲切感，一种真诚的学术和为人品格。谁会相信一个自己不勤奋、甚至有时候表现出较为卑劣人格的大学老师可能会吸引和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大学生呢？
    好了，下面我们接着去谈谈“精神的大学”何为？
    精神的大学。去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除了北大学生匆匆忙忙的步伐外，还有两帧雕塑。一帧是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前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塑造过“堂基诃德”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一帧是“未名湖”畔前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塑。我觉得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北大“骑士精神”和“宽容”的胸怀。他们是北大之所以北大的一种象征。北大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她就不能称之真正意义上的北大。这是一种对文化的“道统”和“人的精神”的延续。前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勇敢的、无畏的对人类精神探讨的自我“形象”，虽然等待他的是无数的嘲讽和失败；而后者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成了近一百年来中国大学的一种理念。北大一百年校庆时，中文系的师生编排一台话剧，《蔡元培》，与其说是对人们仰慕的“蔡元培”的纪念，不如说是在今天，我们更渴望无数个具有“博大胸怀”与浪漫的“骑士精神”的，像蔡先生一样的教育的“引路人”。所以，这种纪念是无名的，也是我们真实心灵的和心痛的。一个大学培养的如果全是政客的、庸俗的知识型的人。我们最终还会落入到许多迷失的“知识分子”的，成为“御用”和“助纣为虐”的可怕境地。